保定市中级人民法院


 

莫使法官职务单独序列成“镜中花”

  发布时间:2013-09-10 11:23:57


近日读报,一组信息令笔者感慨万端。据人民法院报披露,称今年北京某中院三名四十岁不到的高学历法官,先后悄然辞职另谋生路;从2010年以来的两年多时间,北京基层法院就有十几名法官辞职,投向工作环境与经济条件更好的行业就职;从2008年到20104月,西安中院竟有8名资深法官自请调走,离开钟爱而又不得不割舍的审判台…

看到一群群同一战线的法官纷纷“跳槽”择木而栖,作为同行的我,一方面为他们找到“高处”和更好的归宿而祝福,另一方面也为法院失去“挑大梁”的高学历资深法官同伴而痛心,更为法治进程中的法院竟然留不住法律人才而深感悲哀。

法院工作高风险,任务重,压力大,是不争的客观事实。随着经济转型期所面临的案件爆炸,这种情况将更为严重,并可能延续相当长一段时间。而法官任职的高标准,严要求和高付出,与时下法官政治经济待遇的低微的极大反差,无形中使许多高学历年轻法官觉得升迁空间极有限、待遇低无奔头,于是自然产生辞职的念头。

干哪样工作都得讲责任,讲付出,讲实干。其实,审判任务重,心理压力大并不是造成法官流失的根本原因,工作高付出与低待遇不匹配的尖锐矛盾的存在,才是其深层原因,尽管这些“流失”法官不曾言明辞职的内幕。

应该承认,北京法院无论从地理优势、办公环境还是经济条件,都是其他法院尤其是中、西北地区的法院所不能比拟的。即使如此,也还是养不住人,留不住法律人才,这难道不令人扼腕和对落后的司法体制叹息吗?

我们所强调的加强队伍建设,一方面包括法官的自身品格、道德、自律以及法律水平、业务能力等都要过硬,另一方面也包括法官履职所需要的职业保障优厚、殷实。思想建设是主导,物质建设是保障,思想建设、物质建设共同构成法官队伍建设的全部内容。尤其是物质建设在国家经济实力快速上升的条件下,如果达不到一个法治社会、法治国家应当具有的标准要求的话,就可能障碍和影响法官积极能动作用与司法潜力的发挥,最终导致法院人才严重流失不正常现象的发生。在西方国家法官的地位是崇高和极富尊荣优越感的,也是众多有名望律师梦寐以求的奋斗目标。而我们国家却恰恰相反,素质高能力强的法官却千方百计想着辞职去当律师,不能不令人惊奇和反思。

公务员法虽然将法官纳入公务员序列,但从该法的立法设计和具体条款中,都明确和体现了对法官权利义务等依从于法官法的立法思想和专门规定,强调了法官的特殊性。一部法律的诞生可能需要几年或更长时间,但法律一旦颁布生效,与之相配套的法规、规章或政策,尤其是法律明文要求“由国家另行规定”的,相关部门应当及时运作,在较短的时间内完成和出台,以保障法律实施的完整性和有序性。

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法解决国计民生与发展中的实际矛盾和问题,是十八大确定的战略举措和指导方针。深化司法体制改革,不能仅仅停留在业务层次,更应该在体制结构上有所突破、有所创新。我们不能照搬西方国家中的法官年高新体制,但作为一个法治国家拿出必要的经济力量来提升法官经济待遇,建立独立的富有中国特色的法官职务与工资体制,是实现和维护社会正义所必需的。法官法确立的法官单独职务序列、工资、福利序列,时过近二十年,相应配套政策至今未见踪影,这在中国所有的法律体系建设中极为罕见。近年中组部出台的法官职务序列管理办法,只对法官定级、程序、要求等进行了规范,并没有解决法官职务、等级与行政职务、级别的对应关系问题,也没有明确行政体制与法官体制的交割,因此对提升法官政治经济待遇就不能产生实质性改善作用。漫长的等待,法官法规定的法官职务、工资“独立”曾一度给人以希望,进而失望成了“镜中花”,不能不令审判任务重压下的法官特别是基层的法官们心寒。    

责任编辑:靳 松    

文章出处:阜平县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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